——第二届MAX价值云峰会(探索篇)开播侧记

从《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以下简称《个破条例》)于2021年3月1日起实施到今年7月,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审结全国首例个人破产案,我国个人破产制度实现了从“破冰”到结案的突破。近期,个人破产制度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个人破产制度还有哪些方面可以优化和探索?作为破产审判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破产重整市场又面临着哪些挑战和机遇?

8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北京市破产法学会、浙江省法学会破产法学研究会联合主办,浙江省破产管理人协会承办的“第二届MAX价值云峰会”开启探索篇,来自30多个城市百余位行业代表人士,围绕数字经济时代,个人破产制度的实践探索和破产重整的模式创新进行重点探讨。

以案说法:全国首例个人破产案审结

深圳破产法庭庭长曹启选指出,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贯彻新发展的理念,服务保障好经济社会的大局,推动高质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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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破产制度的价值来看,曹启选表示,一是让作为市场主体面临破产的个人,可通过法治化的手段来挽救,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也有利于激发创业者的热情和市场的活力。二是当个人债务人陷入债务危机后,其家庭往往也面临很大困难,甚至受到债权人追债的干扰,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三是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一个信用经济,个人债务人在陷入债务危机的时候,可选择法治化的手段来清理自己的债务,积极地修复自己的信用。

今年7月19日,债务人梁某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他的个人破产重整计划获法院批准。这也是《个破条例》正式施行以来,我国裁定批准个人重整计划的第一案。

“我们在面谈中了解到,他家有母亲、妻子和正在上学的两孩子,经济负担较重。他在面谈中也表达了想尽快解脱债务的强烈愿望。因此,我们建议他选择重整程序。”深圳破产法庭庭长曹启选介绍,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梁某在管理人的指导下提出了重整计划。

曹启选指出,对于像梁某这样“诚实而不幸”的个体而言,个人破产制度更大的意义在于救济,可以更好地保障个人权益。宣传个人破产第一案是为了帮助公众正确地理解这一制度。同时,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防止破产的逃废债:一是严格办理破产的程序,二是加强社会的监督,三是打击破产欺诈。

夯实基础:个人破产与债务集中清理的司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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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个破条例》的实施,深圳破产法庭综合事务办公室主任景晓晶指出,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比如谈到免责,我们发现中国人的偿债意愿是比较强烈的,债务人通常申请对金融机构负债的免责,但对于自然债权人,比如向亲朋好友借的钱,他们不愿意免责。这就推动我们想更多地进行庭外和解,即引入破产管理金融机构作为调解或和解组织,采用多元的纠纷化解方式,协助债务人达成债务减、免、缓。”

“在庭内就更注重标准的明确,比如在条例的实施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反复被问到,即怎么确认一个人是诚实且不幸的?因为‘诚实而不幸’听起来更像主客观结合的评价,这就需要法律给出公正的评判,包括如何判断债务人是否如实申报了其财务情况,并由管理人和债权人进行核实。”景晓晶说,“《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从出台到实施已有一段时间了,但个人破产规则发展及整个体系的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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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蒋太仁认为,解决个人破产,首先要进行大量正面宣传,在社会的价值构建上,需要让全社会理解支持个人破产。再者,法院要将个人破产放在彻底解决执行难的框架下进行。同时,还需要培养一批懂得个人破产,了解个人破产,熟悉个人破产管理人来管理。此外,针对监督环节,蒋太仁认为,一是要建立监督机制,实现全社会的监督;二是要建立信息化管理平台,通过信息共享建立信任机制;三是要建立行政监督模式,让行政力量加入到个人破产监督中,让监督变得更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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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审判业务庭庭长钱为民介绍,台州市中院2019年4月起草了个人债务清理规程,5月开展个人债务清理,截至目前,共结案119件。钱为民表示,个人破产制度提供了这样一条出路,如果是诚信债务人,可以得到重生的机会;如果属于失信债权人,不依法履行法律赋予的义务,就会受到更大的惩罚。个人破产制度既是诚信检验机制,也是风险防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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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破产法庭庭长方飞潮表示,温州在2018年将个人破产制度的探索作为一项工作重点列入了责任清单。同时,在争取国家试点授权的同时,温州先行先试开始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的探索。“我们鼓励金融债权人,房屋按揭贷款的债权人一致行动,积极参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与债务人及其配偶形成权利让渡和义务扩张,防范逃废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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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裕琨介绍,从实践来看,对于个人破产重整,关键是要找到债务人、债权人以及投资方的均衡点,实现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各方共赢。归根结底,我们希望通过个人债务重整,能够重塑信息时代的信用社会。个人债务重整遂昌样式,是由市场主导的“法院外和解型”的个人债务重整。其模式的创新之处是引入了战略投资方,让“投资方借(贷)一点儿、债权人让一点儿和债务人努力一点儿”(即“三个一点儿”)。通过投资人借(贷)一点儿和债权人让一点儿以及不设行为考察期三个措施使债务人看到了还款的希望,并愿意为了从失信被执行人库内出来获得行为自由而更努力还债,从而激励债务人有更高的还款意愿,促成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和解。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副庭长吴龙章分享了三点经验,一是依托“执转破”的工作经验寻求合理突破。充分吸收执行成果,优先从已进入执行案件的个人被执行人当中进行筛选,并启动债务清理程序。二是个人债务清理程序参照企业破产程序,规范审理流程。三是遵循个人破产的制度逻辑,达到和个人破产功能相当的价值目标,即让债务人免责。

模式创新:破产重整价值最大化的多元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北京市破产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徐阳光教授指出,我国关于重整制度的立法相对较为抽象,不够具体,在实践中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要在个案中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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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上海市法学会破产法研究会副会长杨忠孝也表示,重整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希望最大限度的发现微困企业本身的价值,除企业资产本身的价值外,维护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对整个社会经济质量更为重要。当前,我国破产制度,特别是重整制度,在整体推进过程中还需进一步实现破产制度价值最大化。如何通过制度的设计和市场的不断完善,来推动重整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是值得业界共同努力的重要课题。

2020年6月16日,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指定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对浙江安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泰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据介绍,由于当时安泰公司可处置的资产是一间集体土地上的在建厂房,所有权没有得到法律完全的保护,不能进行直接拍卖,管理人经与法院沟通,决定以破产重整的方式来维护安泰公司的存续,使其资产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据悉,管理人通过在阿里拍卖平台以网络公开竞价的方式招募了安泰公司的重整投资人。第二次竞价过程中,以数轮竞价并且延时的方式,最终确定了重整投资人及重整投资价格为972万。溢价160万,溢价率近20%。从管理人进行招募到重整完成仅仅用了53天。

同样在浙江,温岭呼吸病医院因资金链断裂、资不抵债,于2018年6月23日正式进入破产程序,后通过破产重整得以重生。

据此前报道,浙江省法院执行系统数据统计显示,温岭呼吸病医院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有80件无法按期履行,涉案金额约3500万元;其法定代表人赵贵铭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有10件无法按期履行,涉案金额约700万元。

“如果按破产清算计算,它的普通债权的清偿率最高也不会超过11%;通过重整以后,我们可能可以使它的清偿率达到44.5%。”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吴孙有介绍,该案件最成功的之处就是采用了“资质与股权”适度分离破产重整模式,即针对该医院在债务人股权无法拍卖或无人买受的情况下,通过在阿里拍卖平台以公开竞争方式招募投资人对债务人进行注资,在投资人按照与管理人达成的投资协议注入资金后切断投资人与债务人债务之间的联系,进而达到维持债务人主体资格和资质、保留债务人主营业务的目的。

据了解,由于该医院的性质为民办非企业法人,重整在法律上存在一定的障碍,而“资质与股权”适度分离破产重整模式,促成了《温岭呼吸病医院重整计划(草案)》顺利通过。

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重组事业部主任、上海分所执行主任池伟宏表示,破产重整过程中应注意三大问题:一是确保每一个参加重整程序的主体,在制度上都有合理安排提高重整效率。二是对于重整过程中的重整融资问题,支持金融机构成立专门的不良资产融资基金,来保护融资在重整程序中利益回收。三是关于解除财产担保的问题,管理人可以根据法院的受理裁定以及指定管理人决定书,向相关行政机关请求按照法律规定解除财产保全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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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破产法学会副会长、深圳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许胜锋以辉山乳业重整为例指出,重整的本质是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既能实现各方共担损失,又能通过重整实现共赢。许胜锋表示,在做重整案件时,除了法律思维,不妨融入一些财务方法去平衡各方利益。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审判庭庭长徐扬,以上海红星轴承厂破产处理为例,重新阐释了“拆零拍卖”的含义。“根据破产财产商品的特性做很多专场,比如房产拍卖专场、车辆拍卖专场、库存品专场、股权专场,通过市场化、拆零拍卖的方式,及时有效保全、处置了资产,也能快速高效把资产变现。”徐扬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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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邓志伟、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及院长王雨田、郴州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及副市长贺遵庆,以湖南郴州金贵银业重整案为例分享了经验。在金贵银业重整过程中,府院联动机制,发挥了强大而有效的作用,及时扫清了司法重整的庭外障碍,实现了司法重整的高效推进,同时也保障了金贵银业重整期间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稳定。此外,发挥管理人、债权人、企业等多条线、多元化、常态化的工作联动机制,实现各方对案件的信息共享、方案共商和工作共进。

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 供稿